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绥靖政策的历史启示:过分退让换不来成功外交
2022-09-16

 历史证明,“绥靖政策”不仅没有避免二战的爆发,反而助长了法西斯侵略气焰,使英国乃至世界人民深受灾难。时至今日,“绥靖政策”对当今国际政治外交尤其是我国仍有深刻启示。

综合国力

 一个国家强大的综合国力是立足于世界不败之林的保障,经济和军事则是衡量其国力的主要指标。且看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经济前提,可谓“衰败不堪”,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,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,只得息事宁人,甚至为了经济的发展,进行变相的军经调配,幻想用无原则的和平换取经济的发展,导致军力下滑,国力不济。由此可见,没有巩固的经济和强有力的军事,国将不国。

 当今世界,经济变革日新月异。任何国家要想赢取财富,充实国力,必须迎刃而上,积极推进经济发展。然而,“富国”决不能忘记“强兵”,“避战”未必能换来“和平”。不思战,不备战,只能醉身于战争的温床。纵使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,然而,没有巩固的军力和有效的经济为和平撑腰,“和平”将成为一纸空文。因此,富国强兵,是我们的首要任务。

 现今,台海危机愈演愈烈。一次次针锋相对的军事演习,来自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无数次阻挠,要是没有我们强大的军力和经济作保障,“台湾独立”的阴谋早已得逞。我们“绝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”。一方面,不屈从于美国的武力威胁,进一步加强军事训练与军备改革;另一方面,不搞军备竞赛,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深化改革开放,促进综合国力的增长!

 军事学家克莱因曾说过:国力=(基本实体+经济能力+军事能力)*(战略意图+国家意志)。相对而言,我们的“基本实体”包括领土和人口分占世界第三和第一位,经济和军事能力也处于相对先进水平。这是一个乘数相当不错的“国力硬件”,但是“国力软件”即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却相对低落。面对美国的文功武吓,中国政府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“强烈愤慨”和“坚决抗议”,只会“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”,大有李鸿章“不可衅自我开”之态。南联盟使馆被炸后的不知所措和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躲躲闪闪,充分暴露了其中庸和软弱。对于台湾当局咄咄逼人的态势,除了“严正申明”,就是“呼吁对话”,以致让台湾有恃无恐,变本加厉。这正是英国“绥靖政策”的翻版。

 对此,我们在富国强兵之际,更应注重上层建筑的塑造,形成鲜明的国家意志,反对迂回退让的偏安绥靖政策,从“软件”上更新,提高综合国力。

政治稳定

 政治是一个国家性质的体现;友好与霸道则是政治的双重性格。政治霸道,必将掀起世界恶浪。只有实行友好政治,才能维护国际稳定!

 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开明的君主国家,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昔日霸主,霸权政治根深蒂固。它无视弱小国家的利益,损人利己,一手提拔德国,支持德国整军、毁约,用以抗法反苏,甚至威胁法国“若采取军事行动,就会使自己同英国同盟分裂”[8](p.124),助长了法西斯气焰,终究引火烧身。一定程度上说,英国推行“绥靖政策”是其霸权政治的体现和维护其霸主权益的需要。

 霸权政治是超级强国的本能表现。他们恃强凌弱,无视主权,动辄以武力相威胁,是世界不稳定因素之一。当今世界,美国到处以“民主、人权”为幌子,干涉他国内政,导致巴以问题、台湾问题长期难以解决。它放任以色列、台湾当局,又制造一系列冲突,造成国际局势紧张。从根本上讲,这是美国霸权政治下绥靖政策的产物,终将自食其果。

 中国历来注重国际友好相处,提出“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”,这是对霸权政治的有效限制。发展至今,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,切不可唯霸权国家马首是瞻,应坚持正义,威武不屈,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,不因美国的干涉而放弃统一;当然,也不可“沽名学霸王”,忽视弱小国家利益。共同推进友好政治,才能协调国际关系稳定,促进世界和平、发展!

外交发展

 外交是一个国家与世界交流的必然途径;传统与灵活则是能否顺利促进世界交流与发展的关键。外交方式是否得当,将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。因此,我们必须实行灵活外交,促进世界发展。

 环顾英国“绥靖政策”期间的战略性外交策略,可用“传统”概括,即沿袭“光荣孤立”的传统外交立场,变相地实行“欧洲势力均衡”政策。可以说,绥靖政策是英国“欧洲均势”政策的延续和发展,始终突不破传统外交的框架。面对德国甚嚣尘上的扩张态势,拘泥不知变通,用传统的眼光审视德国,忽视法、苏、美等国家的战略意义。一方面表现出夜郎自大,另一方面又对法西斯侵略恐惧万分,不知所措,外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。可以说,“绥靖政策”一定程度上也是英国推行传统外交的结果。

 历史证明,传统外交只能延误一个国家政策的灵敏度,违背“变通”原则。只有随机应变,灵活外交,才能适应国际关系的变化。当今世界,外交活动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政治活动的中心,尤其是近阶段,巴以问题、美伊关系、朝韩关系错综复杂,各国政府审时度势,积极变通,灵活外交成为一种必然。中国政府也本着有所为,有所不为的方针,根据实力“对号入座”,积极实施所谓的“模糊外交”,即“不干涉、不放任、量力而行、见机行事”,它是对“绥靖”的突破,既能避免卷入战争,促进国内经济发展,又能对大规模战争进行遏制,防止战争扩大化,一定程度上促进世界和平发展。

 然而,“模糊外交”本身存在思想上的弊端。它承袭邓小平“韬光养晦”策略,主张不争一时之长,不扛大旗,不主动招惹麻烦,仍然处在消极防御阶段,不适应新时期战略外交之需要。至于“不放任”、“见机行事”,也不过是随声附和或“严厉谴责”。国家领导不求有所得,但求无所失,以不同美国对抗为最高外交纲领。外交部几乎成为外经贸部。中国外交有失高瞻远瞩、大气磅礴之雄风,万事以“不当头,不管闲事”来聊以自慰。外交活动极为被动。

 当然,随着国力的提升和领导阶层的变化,中国的外交走向也愈发明朗。我们既要“袖手旁观”,又要坚定、果断,“提高嗓门”捍卫自己的利益。依靠全世界的正义感和道德的呼吁只是绥靖论的变相。我们要逐步改变过去那种以对外界作出反应为主的外交,而致力于增强外交主动性。通过建立国家间联盟体系,实行多边外交,并将外交重点由第三世界转向发达国家,在世界发展道路上发挥更加活跃更具建设性的作用。

 总而言之,英国绥靖政策的推行有其历史的必然,它给世界,尤其是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启迪。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年代,我们更应未雨绸缪,警钟长鸣!